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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诗作思考“太极之理”

朱熹诗作思考“太极之理”

  朱熹在理学史上的主要贡献,是建立起以“太极之理”为主调的宇宙本体论,并通过对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、《通书》等文的创造性解释完成其建构。在其 《斋居感兴诗二十首》中,相关思想也曾通过诗句得以表达。

  其中第一、二两首诗,揭示了朱熹的太极阴阳论。意即周敦颐作《太极图说》,重新阐明“太极”一理,以统贯阴阳之气化流行,使大《易》之理更清晰明白。而在一阴一阳承前启后的“转关处”实存着永恒不变的太极之理。

  朱熹的《感兴诗》,是激于陈子昂《感遇诗》并力图扭转其溺于道佛而归于理学所作。仔细对照二者可发现,朱熹的前二首诗是对《感遇诗一》的回应。陈子昂直接说太极,但他继承了汉唐道家以“气”说太极的观点,故将其比作“至精之气”。朱熹在回应陈子昂的发问时,虽肯定“太极”存在于阴阳气化之中,但他已经巧妙地扬弃了陈子昂以“气”说太极的倾向,而以“理”说太极。朱熹的“太极”实是 “太极之理”,而不是陈子昂所谓的“至精之气”。

  “浑然一理”、“至理”本身就是朱熹对“太极”的另一种称呼。朱熹认为,太极是“总天地万物之理而言之者”,故太极是“统体一理”,即诗句中所谓“浑然一理”。朱熹还认为,太极是“事物之理的一个极至”或“极至之理”。“极至之理”,朱熹有时简称为“至理”。朱熹对“太极”的这些称呼,在《朱熹语类》中颇为常见,也出现在此《感兴诗》的第一、二首当中。

  朱熹写《感兴诗》之前的几年,其哲学思考的焦点之一便是太极。乾道三年,朱熹远至长沙与张栻就太极等问题展开讨论。在出发长沙前,朱熹在写给张栻的诗中表达了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给他带来的困惑,预示着长沙会面的重点就是要讨论周敦颐的太极观。朱、张在长沙讨论太极的细节现在难以复原,但二人就此深谈则是无疑的。张栻复诗作答,从二人的相互唱和中可见他们已谙透太极之理,消除分歧达致共识。至此,朱熹的太极观成熟,并在《感兴诗》用诗歌形式表达出来。如果说前两首诗是讲天地自然的太极,那么,《感兴诗》第三、四首是讲人心之太极,形象表达了朱熹“中和说”对心之未发、已发的理解:当此心未发,寂然不动,至理已具,一片光明;当此心已发,感而遂通,心中明澈万物之理,如神光照亮大地。而人如不自操存而沉溺于物欲之中,至理之心将反而被形体所主宰。在朱熹看来,“太极之理”是阴阳气化流行或万物发生的根由和枢纽,正是太极发动而分阴阳,阴阳交感才产生万物。人心内含至理,则心可主宰形气之运动,且一动一静合乎道理,万事得以作成。人如果不操存涵养人心之理,沉溺于形气物欲,心便失去了对形气之身的主宰反而被物欲所限制。通过《感兴诗》一至四首诗,朱熹表达了以太极阴阳为中心的宇宙本体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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